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解读与我国和谐文化的构建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解读与我国和谐文化的构建

[摘 要]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路线上展开现代性批判，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及重建公共领域的基础。他所倡导的交往合理性模式实现了对工具合理性模式的突破，但同时又由于缺乏坚实的基础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其对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确有普世意义，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现代性；交往理论；公共领域；和谐文化 从哲学意义上看，现代性主要是一套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它们既促成现代化形成，同时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为它的结果，并相应形成现代人的特有人格，以及社会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特定属性。这其中理性与自由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反映了理性的危机，现代性陷入困境。韦伯曾用“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来形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现象集中反映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逐步加剧的精神贫乏化和危机感中。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对人统治的不断扩张，加速了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异化，而这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与此同时，在生活世界中却是日益严重的内在殖民化。为克服这种危机，哈贝马斯主张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通过重建交往理性，为现代性重新确立理性基础。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促进公共领域的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举前进，现代化进程屡屡提升，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引起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的信念表达。交流和沟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便名副其实的显示了其实用价值。

一、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建立在理性的现代性概念基础之上，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他肯定理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主体性原则阐释现代理性主义。一方面，以理性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线索；另一方面，以现代理性和主体性的批判为对象，建立了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的批判理论体系，揭示抽象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困境。在一些后现代主义那里，现代性的理性和主体性作为虚假承诺的理论基础遭到批判，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理性本身的潜能并没有枯竭，通过交往理性的倡导就能释放出批判的能量，既构成对抽象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构成对反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他的“交往理论”是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良方。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将人的行为区分为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四个类型，每种行为都对应着相应的目的要求及相应理性。目的行为是功利主义行动的策略行为，关心的是目的的实现，它承认的只是工具理性。规范行为是指社会成员根据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关心的是规范的正确性。戏剧行为是指在公开场合有意识的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质等的行为，关心的是自我展示的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这三种行为理论都没有包含合理性的所有要求，而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的功能，并同时满足真实性、规范性、真诚性的目的要求，理性才统一于由于相互理解达成的共识中，交往行为是其他三种行为的基础。而所谓交往行为，便是至少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的理解来协调相互关系的互动行为。所以交往理性并不是强制性的结果，

而是参与者通过说服、争论达成的共识。这种交往理性是以主体间的反思、对话达成的共识为基础的，主题被置于一种平等对话、理解的背景之中，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协商关系、伙伴关系、平等关系，而不是对手之间的竞争关系，从而避免了理性走向工具理性。而且，由于这种交往理性是普遍共识，所以具有普遍有效性，从中可以发展出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规范、平等秩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理论既可以克服传统的意识哲学主体中心理性的困境，也可以遏制那种不顾一切的以非理性来超越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冲动。

且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全面萎缩的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丧失了批判意识而被外在各种力量支配了命运的个人是不自由的、不健康的，这样的社会在整体上更是需要被救赎的。哈贝马斯便试图论证，通过整个社会的合理化交往，达到人类的真诚沟通，从而形成一个理想的交往与言说情境，并最终实现有序而规范的市民社会生活形态。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将社会同时构想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始终置身于其中的境遇。人类之所以能发生沟通交往行为并发展出协调行为的规范准则，主要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人类沟通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资料称为“生活世界”，其可氛围三个层次：文化、社会、个体。“系统”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它是物质性的、目的合理性的，如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理论上，系统的发展要依靠生活世界提供价值层面上的支持，生活世界的创造得益于系统的经验保证。然而，人类进化的整体趋势却不是二者各安其分，而是前者对后者的侵蚀。权利与金钱以惩罚和报酬取代了交往行为的共识成为行为调节的一般模式，生活世界的交往主体的行为协调从以语言作为理解的中介转向非语言的中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出来的权利和金钱“系统”形成了一个不受规范指导的世界，生活世界的贬值成为必然，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晚期资产阶公共领域瓦解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对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主张在整个规范调节领域确立一种包容的、公平的商谈情境，使民主真正的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成为少数利益集团和公共权利人物谋取私利的工具，使主体建立反思与批判意识，并有效发挥理性的潜力。这就意味着人们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行政命令的压抑、控制中解放出来，形成自身的语言结构来做出独立的判断，实现自由交谈。使主体不仅是宗教、文化、种族或地域生活共同体的成员，更是具有普遍的集体意志的国家中的一员。这便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美好向往。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语言还是交往，都是在人们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和人们现实的需要中历史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们的理性也是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实的理性。因此，对交往及其合理性的理解必须奠基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才能赋予交往合理性以具体历史的性质，才能使理性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而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使带有理想色彩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促使交往理性的发展，增加人际间真诚沟通的可能性，这是哈贝马斯理论所要展示的美好前景；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结构却日益产生着人际间的疏离感，窒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是哈贝马斯面临的难以跨越的现实鸿沟。所以哈贝马斯的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拯救现代性的方案，同现实社会确尚有距离。但在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性丧失、生存意义湮灭同时并存的现代，强调通过“商谈”来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其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确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二、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文化的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交往与普遍联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游离于全球化语境之外。但由于经济、机遇等方面的悬殊，欠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价值、信仰等日益被发达国家所左右，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都显示出了其实用价值，因为“民主不是一种我在形式，而是公民共同参与的论证实践。”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充分尊重本土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在此大环境下，随着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的突出和尖锐化，我国呼吁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文化和价值观”，其成果集中体现为“民生”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这一努力，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当代人类的新的建设性的“现代性模型”。从现实来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各种现代社会理论激烈较量和复杂博弈下，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和谐性”属性最终胜出，这是社会现代性进程中，中国以自己特色文化的方式，自信的向世界所做出的理论和价值承诺，表达了新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建设中对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道、公正、宽容的“社会世界”的生存理想和新年表达。“和谐”的文化理念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体现并实际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当代水平和发展方向，这一理念是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需要和不懈追求的共生理念、宽容理念、对话理念、公正理念的高度浓缩和体现，并以各种有效的实践方式实现着对“现代性”及其社会观念的内在超越和辩证扬弃。

交流和沟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吸收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尽力使公共领域成为各方发表意见的所在，成为社会共同监督机构。只有建立平等的话语权，实行规范的交流，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实现和谐。只有在事关人类重大利益的诸多问题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博弈都是可能的前提下，各方的利益才有可能被综合考虑，进而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因此，共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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