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品和人品

作家的文品和人品 文／涂国文

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久已诗情不再的我接连写了两首怀念他的诗歌。尽管诗歌写得很糙，很不成样子，但毕竟抒发出了自己对大先生由来已久的景仰和缅怀之情，因此在将诗歌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了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象了却了心中的一桩宏愿似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舒坦。

写完大先生，我没来由地又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先生。作为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诗人、剧作家、书法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也是我无比崇敬的文化巨人之一。我非常认同过去的一种说法：如果把鲁迅先生比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杜甫，那么郭沫若先生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李白。

最近一段时间，赵丽华的“梨花体”、沈浩波的“下半身”、杨黎的“废话派”、苏非舒的“裸体诵”，搞得中国诗坛一片乌烟瘴气，使得全国人民都误认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真的就像那个轻浮得不知自己的骨头到底几斤几两的韩小痞所攻击的那样——“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光辉成就又岂是几个跳梁小丑所能糟蹋、所能歪曲和所抹能杀得了的?引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其结果只能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实只要我们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读中国诗歌的发展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时期和“朦胧诗”时期，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又迎来了两个小小的黄金时代。我把前者比作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小唐朝”，把后者比作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小宋朝”。这两个时期灿若群星的诗人们的名字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我要说的是，中国诗歌由古体诗向着自由诗嬗变，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不管中国古体诗的成就如何辉煌，都没有理由阻挡也绝对阻挡不了中国诗歌向着自由诗的流变。幻想中国诗歌倒回古体诗时代，只能是痴人说梦——说得有“色彩”一 点，就是一厢情愿的精神“意淫”。

而在“五四”时期这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中的“小唐朝”，郭沫若先生无疑是雄踞于诗歌艺术之颠的小“李白”。这一时期同样取得了杰出艺术创作成就的诗人有很多，如徐志摩、戴望舒、冯至、朱自清、冰心、穆旦、卞之琳、闻一多、汪静之，等等。然而，这些诗人，

我们尽可以把他们比作现代的白居易、比作刘禹锡，比作杜牧，比作李贺、李商隐，等等,却难于把他们比作李白。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真正当得上“李白”之誉的，我认为非一人莫属，这个人就是郭沫若先生。

想起了郭沫若先生，20几年前读大学时记住的他的诗歌《凤凰涅槃》《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太阳礼赞》《巨炮之教训》《匪徒颂》和话剧《屈原》等作品中的一些句子，又闪电般地在我的脑海中复苏起来，一种强烈的怀念之情再次袭上我的心头。我一时又激动难抑，“嗒嗒嗒——”迅速在键盘上敲下这样一行文字——“尊崇杜甫，别遗忘了李白！”想就着灯光，一气写出一篇缅怀郭沫若先生的文字，将这位久已被世人遗忘或雪藏的文坛泰斗，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全国解放以后郭沫若先生蜕变成了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写了许多没有骨气的迎合时代的文字，其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界人格力量的反面例证，受到无数人诟病；想起了原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李耕先生随中国老作家代表团到四川乐山采风时因鄙视郭沫若的为人，拒绝在“郭沫若纪念馆”中留影的轶事„„这样地一想，我就什么文字也敲不出来了。

真为郭沫若先生感到惋惜。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天才、全才，不说空前绝后，至少世所罕见。他原本是可以名标类似于达芬奇这样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现的文化巨匠之列的。他对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贡献，是没有一个人能与之比肩的！而且，从政治上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口号的人——1926年，当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迷信蒋介石、崇拜蒋介石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看清蒋介石真实面目的人；在“文革”中，他的长子郭世英为了坚守心中的信念，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的生命——这在一位慈父的心中，该是一件多么惨痛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更重要的是，尽管他“风派”、他“骑墙”、他“御用”，但至少他始终守住了一个中国文人的最底的文化良知和道德底线，他没有害过一个人，从来没有！——他只是悲哀地蜷缩在自家小院的一角，颤巍巍地划着一根根火柴，把自己平生呕心沥血的手稿，付之一炬，让腾起的狰狞的火光和随风弥散的黑烟，将自己的心思和苍凉的老泪，一齐深深地掩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