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论文范文

“李清照，宋济南人。父格非，母王状元拱辰孙女，皆工文章”（《宋史・文苑传》）。《宋史・李格非传》云：“女清照，诗文尤称于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作长短句，能曲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李清照是中国女性的卓异存在，是中国诗坛的辉煌存在。

一.春山淡冶而如笑――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清人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云：“易安居士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她的传世词作总共不过五十首，却名满天下。她的诗词不仅善于捕捉细小生动的意象来表现情感的微妙变化，而且能融情入景，善于用典。不仅将愁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生动，而且善于借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她是婉约的盟主，最善于写女性感受，不管是喜悦温馨的爱情，还是怅惆悲切的哀怨，都写得细腻逼真，并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不仅比“男子作闺音”更为真切自然，而且改变了男子一统文坛的传统格局。

清人俞正燮于《易安居士事辑》中言道：“易安幼有才藻……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黄鲁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少游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皆不及易安词。

李清照，如一轮新月，横空出世，成为继柳永之后，神州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明星，开创了跟苏轼开先河的豪放派分庭抗礼的婉约派。《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李清照是一位伟大的女词人，在中国词坛的第一流代表人物中，她应该名列前茅”。

二.“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李清照的叛逆性格

李清照敢于作诗讥讽公公赵挺之“以下犯上，炙手可热心可寒”，让我们联想到杜甫《丽人行》中的诗句：“炙手可寒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她的再嫁离异更能显示出她的叛逆性格。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她起讼后夫的简单过程：

绍兴二年九月戊子朔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宫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

李清照在《校肉翰綦公崇礼启》中描绘误嫁张汝舟的经过：“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或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难言，优柔莫诀，呻吟未定，强似同妇。”大意为：误嫁张汝舟是仓促中的错事，他病重乏智“所谓牛蚁不分时”，张汝舟热诚地向她示爱，其弟是老实人，希望姐姐晚年有靠，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语，她自己病得要死，分

辨不出张汝舟的假言假行，姐弟首鼠两端时，迫不及待的张汝舟抢亲般地将她迎回家。

《碧鸡漫志》云：“易安居士……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年流荡无依。”这桩离婚案恰好显露了李清照的个性光辉。她果断坚强，一旦认清了骗子真相，决不姑息忍从，拖泥带水，立即分道扬镳，坚决离婚，表现出对封建礼教大无畏的反抗精神。

三.“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李清照的忠君爱国思想

李清照不是纯粹意义上缠绵于离愁别恨的弱女子，她是关心时局、爱国爱民的，面对南北分裂的家国之悲，写下了“南来尚觉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的不朽诗句。而对南宋朝廷苟安江南的可耻行径，写了“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的诗篇，予以痛斥，并对历史上的项羽这位英雄给予颂扬，其《乌江》诗云：“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诗意跟抗金名将岳飞不谋而合，忧国忧民，壮怀激烈。在《上枢密韩公》诗曰：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连昌宫里桃应在，华萼楼头鹊定惊。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

宋高宗不顾江山社稷，不管父兄在金蒙受苦难，情愿向金人大肆进钱献物。他喜听劝和说降之辞，李清照不顾触犯龙颜的危险，力主收复失地，维护国家尊严，既是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的一番逆耳忠言，更是对皇帝身边“巧言者”的无情鞭挞。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情操和品格，千载之后，仍能激发自尊自立的民族信念。

总之，李清照的一生，是悲苦不幸的一生，国恨家愁，集于一身。她的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激发自尊自立的民族信念。

试论元杂剧兴盛所反映的文学发展规律

元杂剧是中国戏曲步入成熟期的标志，它代表了元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杂剧形成于一个立国不到百年的封建王朝里，其骤起的繁荣显得那样的急促、迷离，引起了文学史家的关注。对于兴盛一时的元杂剧，人们始终怀着寻根究底的热情，探其兴盛原因究竟何在?

众多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因和外因，只有当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于事物发展时，才能真正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相信元杂剧的发展也不例外。本文试图从元杂剧兴盛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出发，从时代，经济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来阐述和分析元杂剧兴盛的原因。

(一)、元杂剧兴盛的内部原因—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的发展、繁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多种艺术成果基础上才能成熟起来，元杂剧也不例外。从先秦的巫蜕乐舞，徘优角色表演的技艺，汉以来的百戏散乐，汉至唐宋以来的歌舞戏、参军戏、说唱、歌曲、傀儡戏、影戏以及两晋到以后的志怪小说、传奇话本等文学形式，这些传统艺术形式中简单零散的戏曲构成因素，在元代汇流成为复杂、严整并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杂剧艺术。而具备人物戏剧角色扮演、音乐歌舞演唱及戏剧性故事情节这些戏曲基本要素的宋杂剧以及金院本，则直接被元杂剧所吸收，从而将元杂剧艺术推向了光辉的顶点。除此之外，也是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辽、金、蒙古族先后入主中原，少数民族的乐曲大量传到中原，从行腔歌辞到作奏乐器，都给中原人以清新的感觉。于是，他们有意将北来之乐与中原的民间小调融汇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声新词的新诗体—元散曲。这种新声以它极强的活力给中原音乐带来了新的生气，大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此散曲以及继承发展前代多种艺术成果的基础上，从而真正形成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剧曲—杂剧。 (二)、元杂剧繁盛之外部成因

元代杂剧的突然爆发式的繁荣鼎盛，一方面原因是杂剧在构成其发展的内部基础因素上综合并突破了前代各种歌舞、表演艺术的成就，另一方面原因则是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合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条件，杂剧艺术就不会达到其鼎盛期。探究元杂剧兴盛的外部成因，必须要从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宽松及深厚的群众基础等几方面来阐述。

1.独特的异族统治造就的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宽松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具有独特性的朝代。历史上，蒙古统治时期被称为“高压统治时代”，原因是蒙古铁骑在侵入中原时就极为野蛮地疯狂抢掠、大肆杀戮，入主中原之后又奉行了赤裸裸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各民族依照贵贱分为四等，加之官吏素质低下，导致权豪势要胆大妄为、为非作歹，百姓朝不保夕、深受其害，社会政治极度黑暗。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需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对待事物，元代的历史更是如此。元代随着国家的统一，昔日各民族、各地区之间隔绝封闭状态被彻底打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的频繁，生活领域、知识视野大幅度拓展，对事物的审视也必然取得了一个更为全面和全新的视角，这就使人们的认识思辨能力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和升华。同时由于元帝国的空前强盛以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与欧、亚、非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在与外域思想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融合中，得到了丰富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元代所具有的独特性，正是体现于这种“开放性”中，而它恰恰表现为异族统治者对外政策的开放和对外思想的开放。由此，我们站在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元代异族统治的这种“开放”则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少有的民主、宽松的人文环境。

2.元代统治者对于戏曲的爱好以及文人与艺人们的积极参与创作。

作为一向爱好歌舞音乐的蒙古族来说，他们在进入中原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歌曲、乐器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歌舞乐器等带到了中原，从而为汉民族音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戏曲提供了更多的曲调来源。加之当时大多数蒙古人的汉语文化修养程度不足以欣赏中原文化中高雅的诗词，而蒙古族天性中豪爽率真的民族性格也使他们难以对这种纯粹的讲究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所以，对于以歌、舞、表演相结合的这一新型的杂剧艺术，必然是欣然接受的。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于是在元代的一些大中城市，集中了大批的优秀艺人，他们基本是门门精通，词、曲、歌、舞样样熟谙，其中有很多演杂剧的一代名伶，而元代教坊乐部规模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青楼集》中就记载了珠帘秀、顺时秀、南春宴、朱锦秀、赵真真等一些演杂剧的名流。在这里，还有一些艺人直接参与了戏曲文学剧本的创作活动，并与当时众多的知名剧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关汉卿和朱帘秀的关系就是如此，甚至连官高权重的胡紫山也给朱帘秀写曲相赠。顺时秀则称杨显之为伯父，可见其关系之融洽。可以说，这些名伶、杂剧名流与元杂剧的兴盛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统治者的喜好、文人与

勾栏艺人们的积极参与创作，构成了元杂剧繁荣鼎盛的雄厚的人才基础，而元代又为杂剧兴盛提供了高素质的创作和表演人才。 3.科举制度的废止与元杂剧的繁荣

元代统治者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蒙古人重视武备、精骑善射、但轻视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元统治者把各民族依贵贱分为四等，而且还依据身份、职业把人强分为十级，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对知识分子实行严重的歧视政策。文人的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沦落到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次于妓女，仅仅比乞丐高一等，在元代前期长达81年的时间里科举取士制度也被废除，即使是在后来恢复后，元统治者仍然对其采取以轻视的态度。然而科举制度的废止，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一方面，它卸下了广大士子死钻儒家经典的沉重包袱，加上蒙古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具有新鲜活力的文化“异质”，知识分子的思想较多地摆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思想获得了较大解放，元曲也因此突破了传统文学“温厚”、“中庸”的审美习惯，表现出受异族文化影响的自由、豪迈的特质，因此保证了杂剧剧本题材、内容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而言，它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从政的人才分流现象，也极大地促成了知识分子走向生活，走向民间。科举制的废止，使文人失去了以往被社会认可的荣光，也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捷径。于是，他们主动走向市井勾栏，成为了“书会才人”，从而提高了这种原本文化品位粗俗的勾栏艺术，使之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元代统治者轻视科举制度，虽然是文人个人人生的不幸，但对于元杂剧来说又是它的大幸。 4.坚实的群众基础

众所周知，戏曲的组成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和要素—观众，而元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城市的不断完善化则为这一要素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经济环境。在元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使一些城市迅速成为人们大规模活动的中心，因此，一些大量游动性的观众就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中首先开始形成了。可以说，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恰恰促进了群众基础的形成和完善。一方面，在城市中，除了日益增多的商人及市民，一些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也逐渐被吸引到这里，他们共同成为杂剧艺术繁荣的坚实的群众基础。观众的娱乐需求以及经济支持，使演戏逐渐成为艺人谋生的手段，又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艺人职业化、戏曲商业化的转变。为了生存，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而各种行业的观众也汇聚于此。在这里，官方与民间、城市与乡村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述的元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杂剧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压统治下群众需求的映现，杂剧反映现实社会，表现人民群众的爱憎情感的内

容，也代表了千万民众的心声和发言。至此，将这二点结合起来的杂剧艺术真正拥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5﹑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元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达，而商业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兴眨，同时也为杂剧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条件，使得城市成为戏曲生长发育的最好温床，在这样的“温床”里，元杂剧迅速崛起，达到其历史发展的鼎盛期。繁荣的城市经济除了为杂剧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及“剧场”基础外，也为其提供了演员基础。伴随着商业的发达而兴旺起来的还有妓女行业，数以千万为生计所迫而沦入风尘的妇女，成为畸形都市生活奢侈腐败的见证。而在妓女行业中，也有很多色艺俱佳的杂剧艺人，她们又为戏曲表演准备了庞大的演出队伍和强大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