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单元TEXXA
我怎么变聪明的 史蒂夫?布罗迪 上学的孩子们中间有一种普遍的错误想法，即认为他们的老师当年都是些神童。不管怎么说，除了不像一般孩子那样生性贪玩、不愿学习的书呆子之外，还有谁愿意长大后当老师呢？我极力向我的学生们解释，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个在青春期热衷于书本和作业的人—有一点被扭曲了。相反，我极为痛恨义务教育。我永远都无法接受在鱼儿上钩时不得不去上学的想法。但在我中学二年级时，却发生了一件美妙而又激动人心的事。爱神丘比特瞄准他的箭，正好射中了我的心。突然间，我喜欢上学了，而这只是为了能够凝视英语二班里那张可爱的脸。我的公主坐在卷笔器旁边，那一年我削的铅笔足以点燃一堆篝火。可黛比却远远超出了我最不着边际的梦想。将我们隔开的不仅有五排课桌，还有约50分的智商。她是英语二班的尖子，拉里维太太的掌上明珠。偶尔，黛比会发觉我在盯着她看，这时她便会露出一个闪烁着智慧光芒、令我心跳加快的微笑。这是一种标志着希望、使我暂时忘记将我们分开的智力上的鸿沟的微笑。我想尽办法去跨越那条鸿沟。有一天，我经过超市，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橱窗里的一块招牌称商店正以29美分的特价供应一套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其余各卷则为每卷2.49美元。我买下了第一卷—从Aardvark（土豚）到Asteroid（小行星）—然后开始了在知识世界里的探险。
打那以后，我将成为一个事实探寻者。我将成为英语二班的首席智者，以渊博的知识使我的公主倾心于我。我全都计划好了。一天， 在自助餐厅排队时，我的第一个机会来了。我回头一看，她正好在我身后。“嘿，”她说。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润了润嘴唇说，“知道鳀鱼是从哪儿来的吗？”她显得有点惊讶。“不，我不知道。”我松了口气。“鳀鱼生活在咸水里，淡水里很少见。”我不得不讲得很快，以便在我们到达收银台之前，道出所有的细节。“渔民们在地中海和邻近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捕捉鳀鱼。”“真有意思，”黛比一边说一边疑惑地摇着头。显然我已经给她留下了一个挺深的印象。几天之后，在一次消防演习时，我装作不经意地走到她身边，问，“去过阿留申群岛吗？”“从来没去过，”她答道。“也许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但我肯定不愿意住在那儿，”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呢？”黛比说，这正中了我的计。“呃，那儿的气候太恶劣。在群岛的100多座岛屿中，没有一座有树木。地面上遍布岩石，几乎没有植物能在上面生长。”“我想我连去旅游也不愿意，”她说。消防演习结束了，我们开始排队进入大楼，所以我不得不赶紧再谈一谈土著居民。“阿留申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有着深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他们以鱼为主食，他们设陷阱捕捉北极蓝狐和海豹，以获得它们珍贵的毛皮。”黛比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一天， 我正在图书馆里浏览书刊。我发现黛比坐在一张桌子旁，正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个纵横填字谜。她皱着眉头，显然被一个词难住了。我俯身过去问我能否帮
上忙。“一个意为东方女佣的四字母词，”黛比说。“试一试amah,”我以闪电般的速度说。黛比填入空格，然后转过头惊讶地盯着我。“我真不敢相信，”她说。“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光辉灿烂、充满欢乐、富有浪漫色彩的二年级就这样继续着。黛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简短交谈，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自然，我读得越多，信心也越强。在教室里，我也渐渐让别人感到了我的存在。一天，在一次关于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的讨论中，我们碰到了albatross（信天翁）这个词。“有谁能告诉我们信天翁是什么吗？”拉里维太太问。我立刻举起了手。“信天翁是一种大鸟，主要栖息在赤道以南的海域，不过也有可能在北太平洋发现它们。信天翁身长达4英尺，翼幅是鸟类中最大的。它以鱼类和带壳的水生动物为食。信天翁胃口很大，吃饱后便很难再飞上天。”许久，教室里鸦雀无声。拉里维太太无法相信她刚刚所听到的内容。我偷偷地瞥了黛比一眼，对她使劲眨了眨眼。她显得很自豪，也对我眨了眨眼。我未能察觉到的是那一阵子黛比正同邻近学校的一名三年级学生约会——一个平均分为C+的篮球运动员。这一发现对我打击很大，有一度我真想忘掉所有学过的东西。当时我已攒够了钱买第二卷——从Asthma（哮喘）到Bullfinch（红腹灰雀）——但我真想去买一只篮球。我觉得自己不仅受到了伤害，而且还遭到了背叛。就像阿伽门侬一样，不过感谢上帝，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最终我从伤痛中恢复了过来。第二年，黛比搬离了这个街区，转到了另一所学校。很快，她便成了记忆中的
人物而已。虽然最初的动力没有了，但我却继续钻研百科全书，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书籍。已经品尝过知识的美酒，此时我已无法改变我的前进方向了。因为：“一知半解，为害匪浅：开怀畅饮吧，否则就不要品尝埃里亚圣泉。”亚历山大?蒲柏如此写道，见第十四卷—从Paprika（红灯笼辣椒）到Pterodactyl（翼手龙）。
第1单元TEXTB
长 大 成 人 塞姆?沃克
好吧，我承认。在我的第一辆汽车被拖到废品旧货栈之前，我坐在驾驶座上哭了。你可以对我说一辆车只是一堆玻璃和钢而已，但我永远不会为那天的失态而抱歉。一个年轻人的第一辆车与其说是一种交通工具，还不如说是他发现年轻人之自由的一种纪念物。至少我的车是这样。一切都是从那时的两年前开始的：我的16岁生日过后不久，我的父母就报废了家里那辆红颜色的旧车，把它传给了我。很快，我和那辆车便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让任何提出要求的人搭车，有过各种各样的冒险经历。其中有些经历真有点让人毛骨悚然。著名的一次是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把10个朋友塞进汽车里，包括宁愿坐在行李箱里也不愿被丢下的埃里克。我们只是驾着车得意洋洋地兜
风，海阔天空，东拉西扯。虽然我仅仅以20英里的时速开着车，但跟一辆载满７岁孩子的校车相撞仍把我的车头给撞瘪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行李箱里的埃里克。我冲过去，打开箱盖，发现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却睁开眼睛，大笑着说：“你是这个星球上最差劲的驾驶员。”当10个神情恍惚的高二学生一个一个从我的车里爬出来时，站在一旁的人都看呆了。校车上没有人受伤，只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急着要上厕所而在哭。在那些小男孩的眼里，我是个英雄。他们钦佩不已地围在我身边。连警察们居然也露出了笑容。我的父母当然非常生气，他们决定了对我的惩罚：我得用我那年夏天打工赚来的工资支付修理费。为了减轻这一经济上的打击，我坚持要汽车机修工用旧零件修车。所以在车子修好时，那辆旧的红车便有了一个绿色的发动机罩，一块黄色的挡泥板和一扇蓝色的车门。这我倒不介意。这辆车绝非美轮美奂，但她却是我的。那年夏天，学校一放假，我便发现我的自由空间大大扩展了。以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得骑着自行车去公共游泳池，现在我们却驾着我的车，沿着河边的路，去踏勘一座废弃的老火车站。我们现在可以像谙于世故的成人一般驾着我的车去参加棒球比赛，而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坐教练的面包车去了。我们戴着太阳眼镜，把葵花子壳吐到车窗外，感觉好得就像已经打赢了比赛一样。一天晚上，我正在打工的餐馆里洗盘子，我的几个朋友趁机将我的汽车轮胎卸了下来，让车子无能为力地难堪地躺在停车场的水泥地上。我认为对他们的恶作剧最好
的反应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我走回了家。第二天早上我在家门口发现了我的车，上面涂满了两英寸厚的剃须膏。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拿到了驾驶执照，我们这帮人便有了不同的车辆选择。 但是不论谁的车最新，试过几天之后，最终我们总是又回到我的旧车里。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它毫不花哨—除了那些多种颜色的部件，它看上去就像过去一样，是一辆实用的家庭汽车。它跑得不快—55英里的时速是极限。它当然也不舒适——没有空调，大热天我们光着的腿就粘在座位上。直到它的发动机寿终正寝时我才意识到是什么使这辆车如此特别。当我大多数的朋友买了能将几条街区以外的玻璃窗震得格格作响的汽车立体声音响时，我一直在继续用原来那台即使在晴好的夜晚也只能勉强收到两个电台的旧收音机。通常，我们只是让它关着。不过，车里从来没有百无聊赖、默不作声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求我去买一台更好的收音机。我们谈论女孩子，相互乱编一些无聊的歌曲，或者讲故事，以此来填补没有音乐的空白。但是真正令人难忘的还是更为严肃的时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球队在季后赛中被淘汰后我们开车回家一路上的沉默无语。也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夜晚，查理谈论他父母的经济困难，汤姆忧伤地谈起他父亲的离家出走，以及埃里克告诉我们他要打职业曲棍球赛的梦想。自从我们高中毕业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并已长大成人。然而，我一直不曾忘记那一天，当汽车机修工作出令人悲哀的裁决时，我那种年轻人的激动情绪。在我的那辆旧
车里，我们已经堆积了如同火种般的记忆，并且知道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白发苍苍的我们会聚在一起重新点燃我们的友谊之火。
第2单元TEXTA
《泰坦尼克号》之谜
一位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接受上救生船的优先权吗？ 查尔斯?克罗塞梅
你在《泰坦尼克II号》上。它刚撞上一座冰山，正在下沉。而且，像上次一样，没有足够的救生船。船长喊道：“妇女和儿童先上！”但这一次，人们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为什么妇女先上？”的确，为什么？大获成功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部分魅力在于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服装，那个时代的奢华，和那个时代的偏见。时隔多年，一个观众能够欣赏到这些东西。然而，奇怪的是，电影中所有那个时代的观念中，“妇女和儿童优先”这一古老的海事传统却被现代观众全盘接受了。听一听观众对那些试图同女士们一起—或抢在他们前面—偷偷溜上救生船的坏家伙发出的嘘声就知道了。但是将妇女和儿童归为一类的做法难道不是一种与时代极不相称的行为吗？难道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人—更不用说女权主义者—不该视其为对女性的侮辱而加以反对吗？然而如今这种做法仍像1912年时一样普遍。看看这些几乎是随意从最近的
报纸上选出来的例子吧：“入侵者枪杀了印第安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多达200名平民被杀，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在阿米奇的大屠杀中，103名穆斯林被杀，其中包括33名妇女和儿童……”在一个女性驾驶战斗机、经营跨国公司的时代，这种将成年女性与儿童归为一类的惯常做法，怎能不让人皱眉蹙额呢？在阿米奇好像也有70名成年男子被杀。那么有多少名成年女性被杀呢？不清楚。在事态严重时，在鲜血开始流淌或者轮船开始沉没时，你就会发现她们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之所以有权享受特殊照顾有两个理由：无助和无辜。他们还没有具备推理的能力或来自经验的智慧。因此，他们不能自卫（不能照料自己），无可指责（不可能真正犯罪）。这就是我们给予他们特殊保护的原因。在紧急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先救他们，因为孤弱无助的他们已将生命交付于我们手中。在战时，他们应该受到特殊豁免权的保护，因为他们不可能会威胁或冒犯到任何人。“妇女和儿童”这一短语将我们在五岁的孩子们身上所发现的依赖性和道德上的单纯也赋予了妇女。这样一种态度在一个男性特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许还讲得通。考虑到在1912年妇女被视为软弱无能的情况，在安排救生船的座位时，确实不宜突然宣布一种性别平等的新标准。这种尊敬—就像在公共汽车上给女士让座一样，但形式多少有点紧迫—对当时加在妇女身上的法律和社交限制是一种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一种补偿。但我们正在进行广泛的社会重组，在教育、就业、管理、体育运动中给
予妇女以平等地位，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什么使妇女享有儿童的特权，并将他们贬至儿童的地位呢？进化心理学家们也许会说女士上救生船是一种为繁衍物种而形成的本能：妇女是必不可少的生儿育女者。如果全部妇女和只有为数不多的男子幸存下来，一个村庄可以重新人丁兴旺，但如果全部男子和只有为数不多的妇女幸存下来，情况则不然。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妇女比男子更为珍贵，所以进化论才使我们习惯于把给予未来的另一粒种子—儿童的那份保护生命的敬重给予她们。然而，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它那令人沮丧的视妇女低人一等的歧视性做法。这就像遗传学家的那个老笑话—蛋要生蛋只有变成鸡—的一种严肃翻版。但人类绝不仅仅是下蛋的鸡。传统的礼节绝不只是伪装掩盖下的生存策略。那我们为什么说“妇女和儿童”呢？也许这事实上是“为了孩子而妇女”。最基本的亲情纽带来自于母亲。父母同等的养育固然伟大，但是女性，从哺乳到抚育到安抚的拥抱，能够以男性做不到的方式养育子女。就这样，因为我们珍视孩子，所以妇女就该紧随其后。孩子们需要她们。但是小孩中心论只能解释到这一步为止。如果船上没有孩子又会怎样呢？你在《泰坦尼克III号》上，这次是一群未婚者的航游。没有孩子，没有父母。啊：撞上了冰山！快上救生船！马上行动！我的电影脚本是这样的：男士们，出于完全非理性的英雄主义，可能会让女士们优先上船。女士们，出于纯粹的女权主义者的自尊，可能会拒绝。结果呢？僵局。这部电影怎么结束呢？它应该怎么结束呢？快，轮船正在
下沉。
第2单元TEXTB
不公平的甜点 辛迪?布莱克
我第一次约会外出吃饭是在我17岁的时候。那个请我的18岁男孩带我去了一家高级餐馆，饭后，他很潇洒地付了账。我很兴奋。他自己看上去也心满意足。当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要提出支付一部分餐费。那时候，生活是简单的。美妙的。付钱的都是男人。随后便出现了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我这一代的女性宣称我们要平等。我们不想要别人给我们开门，我们不想让别人为我们买单。突然间，被人宴请款待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成了男人们使我们安分守己的阴谋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便取出自己的支票簿，各付各的账。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要是我一直认为别人会替我付账，我不仅会省下许多钱，还会省去许多麻烦。我曾经常常整顿饭都在琢磨账单来了该怎么办。我是否应该表示愿意付一半？如果我不表示，他会期待我吻他或……？如果全由他付，我仍然可以吃龙虾吗？当我知道如果他接受我付一半的要求我会失望时，我即使表示愿意付一半又有多么诚实呢？如果他带的钱比我少我该怎么办，我应该付全部的钱吗？我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以前都信奉AA制做法的女友们，现在都说她们只有在同一个通过婚姻介
绍所认识的男子出去时才会付自己的账单。“有时候我想说我来付自己的那一份，”她们中的一个告诉我。“但自己付钱是表示你不喜欢这个男子的一种方式。当然，如果他要我付，我会同他平摊餐费，但恐怕这也向我表明了一些什么：他很吝啬。”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在钱的问题上有着双重标准。我们想要平等的待遇和平等的机会，但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不合逻辑、浪漫主义的欲望：在感情上和经济上被别人关照。我们掩饰这种感情，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不合乎潮流的、歧视女性的，但是它却仍然存在，甚至存在于那些非常成功的职业妇女之中。在我上大学时，我开始厌倦于政治上的正确。我厌恶为两块外卖的匹萨饼而各付各的钱，私下里巴望着有一位男士风驰电掣般地把我带到餐馆去。所以当洛克菲勒家产的一位继承人邀请我出去吃饭时我真是激动万分。这是我的美梦成真啊！我不必为点什么菜，或者谁付钱而担心。他是一个30岁不到的出色男子；一个在银行里有几百万存款的出色男子。当他告诉我他已经预定好一家昂贵的法式餐馆时，我好几天所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夜晚该会有多么浪漫。我们坐下没多久，他便开始谈论有多少多少人因为他有钱而占他的便宜。“人人都以为我会为所有的东西付钱，”他皱着眉头说。我也同他一起皱起了眉头。我知道我不得不提出分摊餐费。当时，我在一家书店干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如果他接受了我的提议，我算了算，实际上我将失去两个星期的薪金。账单拿来时，我已经听了许许多多关于有钱多么不容易的故事，于是我便急切地提出
全部由我买单。我肯定他会彬彬有礼地拒绝，并掏出他的信用卡。让我震惊的是，他竟彬彬有礼地接受了我的提议，并把账单递给了我。我14岁的女儿被她的兄弟们视作一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但当我最近问她是否会期望在外面吃饭时由一个男朋友来付钱时，她却回答说：“当然，那是他的职责。”对不起，男士们，她说的一点没错。那是你们的职责—至少在第一次约会时。
第3单元TEXTA
惊 喜 之 感 雷切尔·卡森
孩子的世界清纯、新鲜、美丽，充满了惊喜与激动。不幸的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种目光清晰的视觉—那种对于美的和令人敬畏的东西的真正直觉—在我们成年之前就模糊了甚至消失了。倘若我能影响那些据认为能主宰所有孩童命运的天使们，我便会请求他们赠送给世界上每个孩子一种永不磨灭、持续终生的惊喜之感。如果孩子们没有从天使们那里得到这样的礼物，而又要保持他们与生俱来的惊喜之感的话，他们就需要至少有一个能分享它的成人陪伴他们，同他们一起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欢乐、激动和神秘。父母们一方面面对着孩子热切敏锐的头脑，另一方面面对着一个物理性质复杂的世界，所以经常会感到力不从
心。他们自暴自弃地感叹道，“我怎么可能教我的孩子有关大自然的知识呢—嗨，我连两种不同的鸟都分不清楚！”我真诚地相信，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想要指导他们的父母们来说，感受比知道要重要得多。如果事实是以后能长出知识与智慧的种子，那么情感和感官印象则是种子必须赖以生长的沃土。幼儿时期就是培育土壤的时候。一旦情感被激起—一种对美的感受，对新的和未知事物的激动，一种同情、怜悯、羡慕或爱恋的感觉—我们就会渴望了解引起我们情感反应的事物。一旦找到，这种知识就比纯粹的信息具有持久得多的意义。为孩子们的求知欲铺平道路比向他们灌输一堆他们尚难吸收的事实更为重要。即使你觉得你掌握的自然知识甚为寥寥，你仍可以为你的孩子做许多事情。无论你身在何处，不管你是穷是富，你都依旧可以仰望天空—看它的拂晓与黄昏之美，看它的游云，看它夜晚时的星光。你可以倾听风的歌声，无论它是用威严的歌喉呼啸着穿过森林，还是在你的公寓大楼拐角处唱着多声部的合唱。而在倾听中，你可以使你的思想获得神奇的解脱。你仍然能感觉到打在你脸上的雨点，想着它从大海到天空到地面的漫长旅行，对体现在水果芳香中的自然选择的神奇惊叹不已。即使你是一个城市居民，你也能够找到某个地方，也许是一个公园或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在那儿观察鸟的神奇迁徙和四季的交替。你可以和你的孩子一起思索种子的生长之谜，即使它只是种在厨房窗边的一盆泥土之中。同你的孩子一起探索大自然主要是一个乐意接受周围一切的问题。这是再一次
学会用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和指尖，打开你废弃不用的感觉通道。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主要来自于视觉，然而我们正用如此视而不见的眼睛环顾四周，结果成了半盲之人。要想看见被你忽视的美，方法之一是问自己，“如果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会怎样？如果我知道我将永远再也见不到它会怎样？”保持并加强这种敬畏和好奇感，这种对于超越人类生存界限的事物的认识，有什么价值呢？对自然世界的探索仅仅是度过童年黄金时光的一种愉快的方式呢，还是其中蕴含着更深的东西？我确信有某种深刻得多的东西，某种持久而有意义的东西。那些生活在地球上美与神奇的东西之间的人们，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准科学家，永远不会孤单或对生活感到厌倦。无论他们的个人生活有什么问题或忧虑，他们的思想都能找到通往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重燃激情的途径。那些凝视地球之美的人能找到终生受用的力量储备。在鸟类的迁徙中，在潮水的涨落中，在含苞待放的花蕾中，既有具体的美也有象征性的美。在大自然反反复复的循环中，有一种具有无限治愈力的东西—黑夜过后是黎明，冬天过后是春天的保证。我想提一下几年前以93岁高龄去世时仍完全拥有其敏锐才智的杰出的瑞典海洋学家奥托·彼得森。他儿子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他是多么喜欢每一次的新经历，每一次对其周围世界的新发现。“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儿子写道，“极其热爱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当奥托·彼得森意识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欣赏地球上的景象时，他对儿子说：
“在我的最后时刻支持着我的是对以后会怎样的一种极大的好奇心。”
第3单元TEXTB
纯 真 的 目 光 多尔·博思韦尔
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创造性观察可以重新唤醒我们对于生活的惊喜感。这一发现主要与重新寻回我们童年时代都曾有过的某种东西有关。我们很小的时候都是艺术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感知的大门都敞开着。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份惊喜。最初，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我们的舌头和手去慢慢地、爱抚地触摸。在我们会说话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知道母亲温暖怀抱的舒适，毛绒玩具摸上去令人愉悦的感觉。光滑和粗糙的表面，冷和热的东西使我们惊讶，令我们着迷。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触摸，我们建立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触觉印象。随后，这种触觉感受被转移到我们的眼睛，我们通过视觉能够“感受到”无法触及的东西。这种看不是效率高、寻求事实的成人那种迅速老练的扫视。这种看是一种缓慢的、不加批判的深入观察。我们看得越多，就会出现越多可爱的、令人惊奇的事物，直到那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即惊喜之感洋溢于我们的身心。我们谁都没有失去我们所储存的触觉记忆。我们也没有失
去我们的惊喜之感。所已经发生的仅仅是我们用识别和作标记替代了触觉类的感知，前者可以很迅速地完成，而后者则需要多得多的时间和专注。例如，如果有人请你目测你书桌的边缘，估计一下它的长度，你只需花几秒钟，眼睛来回动一动就能说出它有多少英寸长。假定有人要求你用手指丈量一下书桌的边缘，数一数每个小小的划痕呢？你就会用手指按着书桌边，非常非常缓慢地移动，你的眼睛也不会比你的手指移动得更快。这种缓慢而专注的感觉和观看方式就是重新获得我们的惊喜感的第一步。曾经有一度人们移动的速度并不比他们的双脚（或驮着他们的动物的脚）快。在那个时期，艺术精神或创造精神似乎得到了自由表达。如今，既要有创造性，又要顺利、高效地穿梭于我们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能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运作。我们已经犯的、经常会导致悲剧性后果的错误，就是试图以我们的机器强加于我们的速度做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为了以这种速度生活，我们只能浏览事物的表面，挑出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而忽略次要的特征。如果我们是开车行驶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这样做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当我们允许这种压力侵入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时，我们就开始失去联系，开始有一种错过了什么的感觉。我们渴望得到我们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已经开始在经受美感贫乏之苦。幸运的是，根治这种状况的方法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虽然开始时需要一点自我约束，但结果还是值得去努力的。当我们以设计艺术家的眼光看世界时，我们就会特别意识到
正负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建筑中我们会突然意识到窗与窗之间的距离；在芭蕾舞中我们会注意到舞蹈者之间的距离如何展开和聚拢；而在音乐中我们则认识到节奏是由音符间长短不一的停顿形成的。无论我们看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原则在起作用。树木并非凸现在空荡荡的天空中，而是在树叶间镶嵌着蓝色的图案，而树枝则勾勒出充满生机的天空轮廓。我们喜爱植物叶子间或车轮辐条间的空隙。这种形态和空间之间的无穷尽的交替令我们激动。我们再一次感到与我们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审美感正在得到满足，我们得到了慰藉。我们也许已经被灌输了蝴蝶可爱而青蛙丑陋的思想，所以我们赞美蝴蝶，躲避青蛙，而没有真正仔细观察一下、看看灌输给我们的想法是否正确。再比如，我们被告知鲜花是好的野草是有害的，于是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后者拔掉了。在艺术家的眼中，没有好坏之分—有的只是不相称的东西。在花园里，野草是煞风景的，但在空旷的田野里它们却提供了一个欢乐的世界。在我们学会认识野草的美之后，尽管我们不得不将它们从花园中拔掉，我们也能先欣赏一下它们的图案。当没有先入之见阻碍我们去看，当我们用所需的全部时间去真正感受我们看到的东西时—当我们能够这样做时—整个宇宙便会展现在我们眼前，面对着最简陋的事物中难以置信的复杂图案，我们也会充满敬畏地屏住呼吸。只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才重新找回了我们的惊喜之感。
第4单元TEXTA
大 学 的 压 力 威廉·津瑟
我是耶鲁大学布兰福德学院的舍监。我住在校园内，非常了解学生。（我们有485名学生。）我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也听他们的立体声音乐和他们在夜深人静时发出的刺耳的喊叫（“有什么人关心吗？”）。他们到我这儿来，问我如何度过他们的余生。我主要是试图提醒他们前面的路很漫长，意想不到的变化将比他们想象得要多。将来会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工作，改变职业，改变整个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不想听这样的新闻。他们现在就想要一张地图—一张能据以直接获得职业保障、经济保障、社会保障，也许还有一座事先买好的坟墓的地图。我希望于所有学生的是从未来的严酷无情中得到一些解脱。我希望他们有机会把他们每一阶段的教育纯粹作为一种经历来享受，而不是作为一种为下一步作准备的令人厌倦的需要。我希望他们有权利试验、跌跤，并懂得失败如同胜利一样具有教育意义，失败并不是世界的末日。当然，我的希望是天真的。在美国人不赞扬的为数不多的权利之中，有一个便是失败的权利。成就是民族之神，它在我们的媒体中受到崇拜—身价百万的运动员，富有的主管人员—在我们对财富的赞美中得到荣耀。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国教熏陶下长大的。我发现有四种压力影响着今天的大学
生：经济上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和自己导致的压力。环顾四周寻找罪魁祸首并不难—指责大学收费太高，指责教授布置作业太多，指责父母望子成龙过于心切，指责学生把自己逼得太紧。但罪魁祸首是没有的，只有受害者。如今，一个学生，甚至是一个读书时部分时间打工，暑假时做全日工作的学生，在四年之后背上5 000美元债务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笔债务学生必须在毕业后一年之内开始偿还（顺便说一句，这些贷款并非像许多不是大学生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都是低息贷款）。虽然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被鼓励迈步进入这个世界，但他们刚出发就已经落后了。为准备迎接这一结账之日，他们又怎能不在整个大学期间感到处在压力之下呢？耶鲁的女生比男生压力更大，因为她们要向自己、父母和社会证明她们接受如此昂贵的教育是值得的。因为虽然她们离开大学时已经具备了出众的才能，完全可以给传统上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工作注入新鲜的领导力量，但是社会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伴随着经济压力而来的是父母的压力。两者不可避免地深深交织在一起。我看到学生们带着毫无欢乐的决心在修医学预科课程。他们去实验室，就像是去看牙医。这使我感到悲哀，因为我知道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些高高兴兴的人。“你想进医学院吗？”我问他们。“我想是这样的吧，”他们不能肯定地说，或者“并非真的想。”“那你为什么还打算去呢？”“我的父母要我当一名医生。他们将支付所有这笔钱而且……”来自同伴的压力和自我导致的压力也相互交织着，而且它们从一
年级一开始就出现了。“我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叫琳达，”一位老师告诉我，“她进来对我说她的压力极大，因为她的室友芭芭拉比她聪明得多而且整天在学习。我没法告诉她两个小时之前芭芭拉也进来这样描述过琳达。”这个故事近乎可笑—但事实上它并不可笑。它是所有这些压力合在一起带来的一种症状。当每个学生都认为别的学生更用功、做得更好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我看见学生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就去图书馆，到半夜关门时才回来。我真希望他们能够有时候忘掉他们的同学，去看一场电影。天亮以前几个小时我就听见打字机的敲击声。当考试来临，论文该交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紧张：“我能完成所有的事情吗？”或许他们不能。他们会生病。他们会睡着。他们会睡过头。他们会退却。我对当今学生的描绘过于悲观，使他们看上去过于严肃。这只是他们的一半情况；另一半情况是，这些学生都是些可爱的人，你很容易就喜欢上他们。他们爱笑，待人友善。他们比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代学生都更加相互关爱。如果我把他们主要描绘成了受到逼迫而大大忽略了生活的欢乐一面的人，那是因为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不仅在耶鲁，而且在整个美国教育界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为培育着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感到担忧，他们年纪这么轻就这样害怕冒险，这样沉溺于目标的追求。我告诉学生们并没有一条“正确的”成功之路—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人，开始的起点不同，前往的目的地也不同。我告诉他们变化是有益的，人们不必去适应事先安
排好的职位。我告诉他们这个道理的办法之一便是在学年中邀请已经在校外获得成功的男女人士来同我的学生们随意交谈。我邀请公司领导、杂志编辑、政治家、百老汇的剧院老板、艺术家、作家、经济学家、摄影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各种各样的成功者。我请他们简单谈谈他们是如何起步的。学生们总以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干现在的工作，而且始终都知道那就是他们想干的。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一条曲折的道路，走过不少弯路后才到达现在的位置的。学生们惊讶不已。他们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不事先计划好的职业生涯。他们简直不能想象让上帝之手或者命运来引领他们沿着某条未曾预见到的小路走下去。
第4单元TEXTB
大学讲课：有人在听吗？ 戴维·丹尼尔斯
纽约大学的罗伯特·A·福克斯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喜欢讲述20世纪30年代他在德国学习时上的一门古英语课的故事。第一天，教授大步走向黑板，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门，然后开始上课，“Guten Tag, Meine Damen und Herren”（“白天好，女士们先生们”） 福克斯不安地看了看四周。他是这门课程唯一的学生。临近期中，福克斯生病，缺了一次课。当他回来时，他惊奇地发现教授没有按顺序开始讲授下一课，而是讲再下面一课。难道在
他唯一的学生缺席时他真的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讲堂讲过课了吗？福克斯认为这完全可能。如今，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它们最初就是效仿德国大学的）正遭到猛烈的抨击。人们指责老师们教得不好，学生们学得不好。美国的工商企业因管理人员缺乏创造力而受到损害，那些管理人员所受到的教育不是独立进行思考而是背诵早已被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抛弃的过时思想。大学毕业生们既缺乏基本的技能也缺少一般的文化修养。关于高等教育的状况人们在进行研究，在发表报告，但由此而引起的变化要么主要是装饰性的，要么就是使糟糕的事态变得更糟。美国教育中一个很少受到质疑的方面就是讲课制度。教授们继续在讲课，学生们继续像13世纪时那样记那么多笔记，要知道13世纪时书籍十分稀少昂贵，几乎没有什么学生能够拥有它们。我们早就该放弃讲课制度，转向真正奏效的方法了。讲课的一大问题在于充满智慧地听课绝非易事。在教科书上阅读同样的材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因为学生们可以根据需要慢慢地阅读，直到他们把内容弄清楚为止。甚至于只是集中注意力也很困难：人们能够以每分钟400到600个词的速度倾听，而精神最饱满的教授讲话的速度也难以达到这个速度的三分之一。讲述与理解之间的这一时间差会使人分心想别的事。许多学生认为长年累月地看电视已经缩短了他们注意力持续集中的时间，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心听讲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更糟糕的是，听课是被动的学习，至少对于没有经验的听课者来说是这样。主动的学习，即学生们写
文章或做实验，然后让一位老师评估他们的作业，对那些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学习的学生来说要更为有益得多。虽然主动听课的技能，如设法预期讲课人的下一个观点或者聪明地记笔记，的确可以提高讲课的价值，但是几乎没有学生在大学学习之初就具备这样的技能。更为通常的情况是，学生们试图把一切都记下来，甚至把录音机带到课堂上来，笨拙地试图录下每一个词。学生们需要对教授的话提出异议，需要别人重视他们的想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逐步获得进行明智的、有创造性的思维所需的分析技能。大多数学生学习的最佳途径是经常参加激烈的辩论，而不是记下一个教授对各种复杂问题所做的经常不尽如人意的总结。他们需要的是老师和学生共同积极参与的小型讨论课，而不是一个人表达其本人观点的课，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学问。讲课制度最终也会伤害到教授们。它使反馈量减到最低点，致使讲课者既无法判断学生们对所讲材料的理解程度也无法从他们的问题或评论中受益。要求讲课人把模糊点讲清楚的问题和对于论据不足的论点提出质疑的评论对于做学问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再活跃的头脑也会变得迟钝。大学本科生也许还不能经常贡献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评论，但如果只唱独角戏，教授便不能吸引初学者提出虽然幼稚但却能引发出一条有成果的思路的问题。如果讲课这样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还一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呢？管理人员当然喜欢它们。比起讨论课来，他们能把多得多的学生塞进一个大课堂，而对许多管理人员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工作的结束
了。但事实是教员们，甚至学生们，也同他们一起密谋使讲课制度继续存在、长盛不衰。讲课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辩论更容易。教授们可以通过讲课假装在教，正像学生可以通过听课假装在学一样，而这一点谁都没察觉，包括参与者在内。而且，如果说讲课给一些学生提供了一个往座位上一靠、让教授指挥一切的机会，那么它们也给一些教授提供了一个炫耀卖弄的诱人舞台。在一个人人参与的教室里，学生们躲避的可能性少了，教授们炫耀自己多么聪明的机会也少了。 讲课永远不会从大学的舞台上完全消失，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经济上考虑它们似乎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来源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而大学这个环境又理所当然地为了传统而尊重传统。但是，讲课却过于经常地出现在学生学习生涯中不恰当的阶段——即在最初的两年，而这时他们最需要的却是近距离的、甚至是一对一的教学。如果讲座课局限于在学业上更有主见，更能独立学习的三四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它们对学生的兴趣和热情的破坏会比现在的制度小得多。毕竟，学生必须先学会听然后才能在听中学。
TEXT5A
关于美国的基础知识：欧洲人眼里的美国迈克尔?多布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身在美国可能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在国外呆了7年以后—4年在法国，3年在波兰，我和妻子于一月份到达了美国。
从杂乱的初步印象中，我们编了一套从A到Z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对那些从欧洲来到这里的人来说，美国会是这样陌生的一个国家。我应该一开始就说明我是英国人，但在佛罗里达出生的我的妻子莉萨却是如苹果馅饼一般地道的美国人。不过，在我们列出的清单中，A并不代表苹果馅饼。它代表的是：雄心（Ambition）。在旧大陆欧洲，人们受的教育是对自己的雄心藏而不露。在这儿，宣称你在追求老板的职位或者想在30岁以前赚上100万美元，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早餐(Breakfast)。美国人边吃早餐边做生意的习惯已经传到了欧洲，但我怀疑它是否会真正流行起来。在法国和英国，用早餐是一种天伦之乐。在这儿，它已成为权力游戏的一部分。信用卡(Credit cards)。没有它们，你真的没法出门。一个有趣而又多少有点令人沮丧的发现是信用不佳比没有信用要好：我申请威世信用卡时曾遭到拒绝，理由是我没有信用记录。梦想(Dreams)。美国梦仍然十分活跃。做美梦正是使美国社会运行的动力—从想成为汽车商的女侍者到想成为篮球明星的街头小孩。欧洲人也有梦想，但似乎并不那么相信。运动(Exercise)。几年前，我同一些法国记者来到华盛顿。在我们的大客车去宾馆的路上经过一个健身俱乐部时，一看到注重健康的美国人在曲背弯腰，舒展肢体，四处跳跃，法国游客们都欢呼起来。美国人对身体健康的着迷程度确实令欧洲人感到有趣—和迷惑不解。名字(First names)。在欧洲，称呼别人从用姓到用名，有个自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在这儿，第一次见面就直呼其名。这
可能会给欧洲人造成混乱。如果对每个人都直呼其名，那又如何来区分熟人和朋友呢？新颖别致的小装置(Gadgets)。这些小玩意儿可以使人上瘾。现在很难想象我们以前那么长时间没有自动制冰机和微波炉是怎么熬过来的。五金商店(Hardware stores)。如果由我负责安排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一些代表团的参观计划，我一定会让他们去参观一家五金商店。这些美国资本主义的殿堂显示出一系列的美国价值观，从自己动手干的开拓者精神到让大多数外国人瞠目结舌的对于舒适的热爱。保险(Insurance)。美国人买的保险单涉及到所有可能的危险，无论那危险有多么遥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拒绝为我们的汽车收音机买追加保险，为我们的抵押贷款买死亡保险，为我们的猫买意外保险。它给我们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垃圾食品(Junk food)。谁要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人患癌症和心脏病的比例更高，只要看看他们吃的东西就行了。番茄酱(Ketchup)。我来到美国后才发现番茄酱可以和任何东西一起吃—从法式炸薯条到法式奶酪。排队等候的队伍(Lines)。美国人排队—从入境检查处的黄线开始—是世界上秩序最好的。英国人排队曾一度享誉全球，但近年来已开始变坏了。法国人排队从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意大利人排队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金钱(Money)。在欧洲，所有的人都喜欢钱，但是没有人炫耀它。除非这钱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几代，否则人们常常会认为它是不义之财。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人在乎这钱你是怎么弄到的。禁止吸烟(No smoking)。这一短语在美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客气的请
求，而是已变成了法律。没有人敢在饭店里请一个法国人掐灭他的高卢牌香烟。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除了美国，有哪个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让军官接管外交政策？奥利（见名字(First names)）在一些人看来是英雄，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叛徒，他是让欧洲人敬畏、诧异的美国式鲁莽的一个例证。爱国者(Patriots)。当然，他们到处都有，但是美国的爱国者比欧洲的爱国者更加爱出风头，更具自我意识。在英国，人们认为政治家爱祖国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儿，人们却期望他们去证明这一点。安静(Quiet)。美国城市比欧洲城市要安静一些—这得归功于对车辆噪音的控制和最近出台的环境法。对于从小就认为美国是个喧闹的地方的人来说，这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宗教(Religion)。让传道士上电视的想法令欧洲人忧虑。看到他们真的上电视更让人惊恐。削价销售(Sales)。自从到了华盛顿以后，我们一直急急忙忙地赶去享受本周的一次性削价销售，结果却发现下周又会出现这种优惠。我们刚刚明白打折销售总是有借口的。电视(Television)。我很惊讶，成年人竟会在上午11点看电视比赛转播和情景喜剧——但这个白天或晚上都看电视的全国性习惯具有传染性。最近当一位教授说美国孩子电视看得太多时，我发现自己也在点头表示同意。接着我意识到我正是看着他在电视上说这番话的。溃疡(Ulcers)。见工作(Work)。签证(Visas)。美国人不需要签证就能去英国（或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要进入美国，我却不得不在一个文件上签名，保证我不会用武力推翻政府而且没有犯罪记录。不
知道是否有许多恐怖分子和罪犯对这些问题也回答“是”。工作(Work)。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人们经常以为只要移居美国就能够发财致富。但美国是通过工作、工作、再工作才成为一个富有国家的。现在依然如此。X级电影(X-rated movies)。在欧洲我们也有这种电影，但在汽车旅馆房间的电视上不会放。雅皮士(Yuppies)。欧洲的雅皮士依旧是美国雅皮士原型的苍白影子。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这种人似乎更富野心，也更为普通。无限大的数目（Zillion）。还有哪个国家会发明一个比10亿还要无限大的数字呢？美国也许并不总是最好的，但它确实野心勃勃。
TEXT5B
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观念加里?奥尔森在某一特定文化中长大的人们有着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以完全同样的程度共有完全同样的价值观；但它确实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同意彼此对是非善恶等的观点。他们对于人性，社会关系等的观点也基本相同。对美国人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对“个人主义”有多么的虔诚。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人，要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从未被教育要把自己视为一个组织严密、相互紧密依赖的家庭、宗教团体、部落或国家中的一员。你可以从美国人对待他们孩子的方式上看到这一点。连
很小的孩子都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家长会问一个一岁的孩子想要什么颜色的气球，喜欢哪种甜点，或者想坐在哪儿。孩子的喜好一般都会得到照顾。通过这一过程，美国人渐渐地把自己视为有主见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独立的人。确实，美国的育儿手册上都写道，父母的目标就是让孩子离开父母的家，自己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美国人如此认真地采纳了这条建议，以至于如果有人超出常规时间仍依赖于父母，就会被认为是“不成熟”，“被拴在了母亲的围裙带上”，或者就是没有能力过正常的独立生活。美国人被教育要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人，而他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过于关注父母的意见，关注遵守传统，或者关注对别人尽责，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会感觉受到束缚，或者是软弱的，“依赖性过强”。于是，美国人认为理想的人是一个有个性、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人。他们误以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这种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在对独立行事、自己作决定的“个人”进行颂扬的程度上，美国人堪称独一无二。美国版的“理想的个人”更喜欢一种自由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政府或者任何别的外部力量或机构都不会强制规定个人该做什么。对美国人来说，个人自由的想法带有强烈的积极色彩。相反，来自许多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则认为某些被美国人标榜为“个人自由”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关心体贴。如果外国人了解美国人受这种观念的熏陶之深，即自由的、自力更生的人是理想的人，他就能理解美国
人行为和思想的许多方面，否则便会困惑不解。以下是许多可以作为例证中的少数几个例子：美国人把那些最先、最长时间、最频繁或“最好”地做某件事从而“鹤立鸡群”的人视为英雄。这方面的例子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和阿米莉娅?埃尔哈特。美国人敬佩克服逆境（如贫穷或某种残疾）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黑人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是一个例子；失明失聪的作家和演讲家海伦?凯勒是另一个例子。许多美国人对父母表现出来的尊敬程度通常不如那些更为传统的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的人。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是某种历史的或生物的偶然将他们交到了某对父母的手中，孩子们小的时候父母履行了他们的职责，既然孩子们已经到了“独立的年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纽带即使没有断裂也已经松弛了。22岁以上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美国人付给父母膳宿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年迈的父母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同样也可能会这样做。付膳宿费是一种显示独立、自力更生、自我负责的方式。一些经常能从美国人那儿听到的、表明他们忠于个人主义的话语包括：“做你自己的事。”“我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这件事。”“你得自己拿主意。”“自作自受。”“天助自助者。”“谋求自身的利益。”与重视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美国人对隐私的重视。美国人认为人们“需要一些留给自己的时间”或“一些独处的时间”来考虑一些事情或者恢复他们耗尽的心理能量。美国人很难理解有人总是想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不喜欢独自一人。如果父母有条件，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
卧室。有自己的卧室，甚至于婴儿也有自己的卧室，这就给人们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即他们有权利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在那儿他们能够独处，而且—请注意—能保存他们的所有物。他们有自己的衣服、玩具、书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任何别人的。美国人认为人们有他们自己的也许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秘密的想法”。医生、律师、精神科医生还有其他专业人士都有关于“保守秘密”的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防止把有关他们委托人私人情况的信息泄露给他人。美国人对于隐私的态度可能会让外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人的房子、院子、甚至他们的办公室表面上可能是敞开的、吸引人的，然而，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却有着其他人不应跨越的界限。一旦这些界限被跨越，美国人便会明显地板起面孔，他们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
TEXT6A
每 23 分 钟 琳达?韦尔特纳几个星期前我和丈夫去参加了一个葬礼。我们哀悼的那个男人并没有生病也永远不会变老了。他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沿着一条分隔行驶的公路驾车回家时在自己的汽车里丧生的。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并不比别的夜晚更黑。对面开来的一辆车失去控制，冲过护栏，撞上另外两辆车，然后迎面撞到他的车上。据报纸报道，那个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开车回家的司机似乎困惑不解。“我只喝了两瓶啤酒和一
杯鸡尾酒，”据报道她这么说。一场婚礼。接着是一个葬礼。我真希望她当时能够在那儿看到所有因为她的行为而永远改变了的那些人，死者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的亲戚以及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都默默地痛苦地坐在那儿，听着那些无法触及到他们深层悲痛的话语。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报告，在美国这样的死亡事故每23分钟就要发生一起，想起来真不可思议。某人喝酒。某人开车。某人死了。其他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虽然有时候这种改变也许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所看不见的。碰巧在葬礼的前一天，我在购物时偶然遇到一位老熟人。他议论起我的一副拐杖。我便问他可曾摔断过腿。“啊，我这条大腿里就有一根长支架，”他说，“我刚从越南回来两个星期就出了一次车祸。”“这可真具有讽刺意味。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战场，回来却受了伤，”我取笑他说。“算你幸运，情况没有更糟。”“哎，我妻子在车祸中死了，司机的妻子也死了，”他有些不自在地说。“我们是被一个醉鬼撞的。”我认识这个人已经有好几年了，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他生活中有整整一页他过去从未提到过。我问了一下才知道他在医院里住了七个星期，整个期间他都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因为有些问题你是没法在一次随意的交谈中向一个人提出的——诸如，“你是怎么经受住这一打击的？”或者“你想要报复时做了些什么？”我要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好了。我真希望我能把这些答案告诉那个跟随在丈夫灵柩后面从教堂出来时因悲痛欲绝而几乎无法行走的女
人。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再也不能安抚需要她的孩子的母亲。一个永远不会知道她的朋友们有多么离不开她的女人。一个原本能对他的社区作出重要贡献的男人。一个没有她，丈夫就看不到未来的妻子。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并非出于自愿而抛下年迈父母的儿子。一个永远不能对子女的成就进行表彰的父亲。一个永远不能收回气话的女儿。一个永远当不上姐姐的女傧相的妹妹。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再也无法抱一下新生侄女的叔叔。一个再也不能给别人以鼓励的朋友。一个将永远不会盟誓成婚的新娘。一个其家庭将会支离破碎的姨母。每23分钟，是谁死了呢？一个将永远无法实现其先前的诺言的孩子。一个撇下子女使他们无人引导、无依无靠的叔叔。一个其丈夫现在必须独自度过暮年的老奶奶。一个从来没有机会吐露衷情的恋人。每23分钟。一片空白展开。有人望着桌子对面的一把空椅子；爬上一张空荡荡的床，感受到没有声息、没有抚摸、没有爱恋的痛苦。过去有过亲昵和接触的地方，现在只有空缺和绝望。每23分钟。一颗心破碎了。某人的痛苦冲破其躯体的束缚，化作眼泪流出，随着哭声迸发，反抗着一切抚慰其绝望心情的努力。睡眠无法使其逃脱醒来时的噩梦。清晨带来的只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每23分钟。一个梦想结束。当期望化为乌有时，某个人的未来变得渺茫，成为空白。电话不会再响，汽车不会再停在房前。在一个所有的诺言都被暴力打破的世界里，明日之重变得让人无法承受。每23分钟。有人想跑。有人想躲藏。有人愤恨
不已。有人想死。而我们却允许这一切在继续。每23分钟。
TEXT6B
急需饮酒许可证迈克?布雷克 去年夏天我们埋葬了我的堂兄。他因酒精中毒的作用而吊死在壁橱的一个衣帽架上，当时32岁，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第四个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英年早逝的人。如果美国发放饮酒许可证，这四个男人—包括我那因肝功能衰竭而54岁去世的父亲—也许今天还活着。酗酒是美国的一大公众健康问题。它每年造成19 000多起汽车死亡事故；三分之一以上由溺水和火灾造成的死亡都起因于它。酗酒是离婚的一个核心因素。它能引发对子女和配偶的虐待、自杀、谋杀、人身侵犯和其他罪行。它能摧毁肝脏、肾脏、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引起死亡。从更长的监禁时间到工伤和丧失的生产力，它造成的总损失无法计算，但保守的估计为每年高达900亿美元。当我们想方设法减少保健开支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酗酒是住院的一大促成因素。我在一家化学品依赖症治疗中心担任了两年顾问，每天都遇到这些“统计资料”。我记得那个因吸烟时昏厥被严重烧伤而失去双腿的聪明的年轻男子；那个拥有硕士学位因失去执照而沦为妓女的护士；还有那个因肝功能衰竭而奄奄一息，只能再活几个星期的开朗的祖母。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牵肠挂肚但却无能为力。我已经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了这种无助。美国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少年和成人喝酒。在这些人中，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的人会成为酗酒者或积重难返的酒徒。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正在采取许多措施，例如，法官越来越多地判决酒后驾车者和其他同酒精有关的违法者接受治疗计划，参加嗜酒者互诫会。我认为，一个全国性的发放许可证的制度，加上适度的惩罚，会更有用。驾车者由每个州发放执照。钓鱼和打猎有许可证—打猎者经常被要求参加枪支安全课，然后才能得到他们的许可证。如果你违反了公认的准则，州里就会暂停你驾驶、打猎或钓鱼的权利，如果你违反暂停令，则处以刑事处罚。虽然饮酒许可证看上去也许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严厉的措施是需要的。饮酒许可证的发放将承认医学界日益增强的共识：约十分之一的饮酒者具有贪杯的遗传倾向。危险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未来的酗酒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体内的定时炸弹。他们并不想成为酒鬼，但是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他们就可能对他人和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一些潜在的酗酒者不愿费劲去申请饮酒许可证，许可证的发放便能起到一种过滤器的作用—事先预防一小部分的苦难。那些确实想获得许可证的人所遵循的步骤类似于已有的申请驾驶执照的过程。申请人会被要求学习一本包含关于酒精和法律的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很像我们在高中时都背诵过的司机手册。几杯酒能把一个150磅的男子灌醉？酒后驾车的惩罚是什么？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有没有人接受过酗酒或化学品依赖症的治疗？如果有的话，你就需要知道你嗜酒成瘾的危险性更
大。下一步将是通过一次笔试。只有持有许可证的人才能购买白酒、葡萄酒和啤酒。如果一家酒店或酒吧被发现向一个无许可证的饮酒者出售酒，它就会失去营业执照。我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不存在酗酒问题的人，只需在柜台、酒吧或饭店出示一下许可证即可—就像每天带着驾驶执照开车上下班一样。在百分之十有问题的人中，大多数会在某个时刻因同酒精有关的违法行为而被捕。一旦被定罪，他们就会失去许可证。从那以后，企图购买或拥有酒或被发现血中含有可测出的酒精成分，就会使他们遭到刑事指控，其处罚同对酒后驾车的惩罚不相上下。没有许可证的饮酒者如果喝醉了可以被送交治疗中心和嗜酒者互诫会。艾滋病之类的危险性传染病对大众的健康构成了威胁，所以医生被要求上报这些病例。他们也应该被要求上报涉及酒精中毒的医疗诊断。如果一个病人被化学品依赖症治疗中心收治，他的饮酒许可证就会被暂时吊销。内科医生将告发那些被吊销了许可证后又显示出酗酒迹象的人，就如同社会机构告发在假释期间犯法的人一样。目的是为了治疗。如果违法者拒绝接受治疗，他们将无法重新获得许可证。文明社会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准则是当公众的健康受到威胁时，隐私权必须被放弃。美国人很少死于瘟疫，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它的来源。传染病菌携带者被隔离，并获得富于同情心的、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同样的标准也应适用于酗酒上，这种疾病是这个国家可避免死亡的第三大起因。一千八百万酗酒者使他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所承受的代价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国会和各个州
应相互配合，规定全国饮酒许可证制度，鼓励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进行治疗并对违法者予以严惩。这并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TEXT6C
我的女儿吸烟艾丽丝?沃克 我的女儿吸烟。她正在做作业，她的双脚搁在前面的长椅上，她的计算器喀哒喀哒地打出数学题的答案，我则注视着那半盒随手放在一边的骆驼牌香烟。骆驼牌香烟：我拿起它们，把它们拿到光线更好的厨房里，仔细研究起它们—它们有过滤嘴，谢天谢地。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想哭。事实上，站在火炉旁拿着一支可能杀死我女儿的香烟，如此洁白，如此精密地卷着的香烟，我确实哭了一会儿。她还不知道，我的父亲—她的外公—吸的就是骆驼牌。不过在他吸“现成卷好的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很穷，瘦得眼睛都凹了下去—他吸的是自己用艾伯特亲王烟丝卷起来的香烟。我记得那种鲜红的烟丝罐头，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像，他身穿一件黑色外衣，手持一根手杖。烟丝是暗褐色的，很刺鼻，有点苦。小时候我尝过不止一次，那些旧罐子可以有许多用途：在里面放纽扣和鞋带，存放种子，最好的是，在难得的几次父亲带我们去钓鱼时放蚯蚓之类的鱼饵。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我的位于佐治亚农村的家乡，已没有人自己卷烟了（也很少有女人吸烟）。烟草业连同男女主人公烟不离口的好莱坞电影完全
征服了像我父亲那样、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们。不过他看上去从未像艾伯特亲王那样高贵；他看上去依旧是一个贫穷、超重、操劳过度、养着一大家子人的有色人—黑人，嘴里叼着一支洁白的香烟。我在11年级时开始抽烟，也是在那一年我喝了无数瓶甜得要命、价格低廉的葡萄酒。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些喜欢这种冒险的男孩，从一个在城郊开一家种族隔离酒吧和酒店的男子那里购买我们的必需品。在入口上方有一块写着“有色人”的大招牌。我们不能在那儿喝，只能买。我吸“库尔斯”牌香烟，因为我姐姐也吸这种烟。那个时候我觉得她那被烟熏黑的嘴唇和牙齿看上去很迷人。但是，我的身体根本经受不住烟熏。六个月后我的喉咙持续疼痛发炎。我心甘情愿地戒了烟。我的父亲死于“穷人的朋友”—肺炎。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他肺里的老毛病使他虚弱不堪。我怀疑他在咳嗽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剩下多少肺。在他最后几年，他因为呼吸急促而总得依靠着什么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家庭聚会上，当时我的女儿两岁，我父亲抱了她一会儿—时间足够我给他们拍照—但他显然很费劲。在他生命垂危时，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多少肺了，他才戒了烟。他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因为那时候他太瘦了所以竟没有人注意到。当我去第三世界国家旅行时我看到许多像我父亲和女儿那样的人。有许多以他们这两类人为目标的广告：健壮的、“有权威”的老者，迷人的、“老于世故”的年轻女郎，都在不停地喷云吐雾。在这些欠发达的国家里，如同在美国的贫民区和印第安人居留地一样，本应花在食品
上的钱却流向了烟草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使自己既缺食物又少空气，并使他们的子女变得虚弱，染上烟瘾，最后毁掉他们自己。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烟蒂的毒性十分巨大，如果一个婴儿吞下去一个，他（她）就可能死亡。我的女儿说她想戒烟。我们都知道统计数字对她不利；大多数试图戒烟的人都失败了。作为一个母亲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在有些日子里那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记得我在怀孕时吃东西是多么的谨慎，我教女儿如何安全过马路时是多么的耐心。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这都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她能够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气喘吁吁，四肢乏力，然后死于自我中毒，如同她的外祖父一样吗？在弃妇收容所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口号：“地球上的和平始于家庭。”我相信每件事都是如此。我想起试图禁烟的人们有一句口号：“家家户户都是禁烟区。”吸烟是一种自我伤害的方式，同时它也伤害着那些不得不坐在一边，有时恳求有时抱怨、无可奈何地注视着的人们。我现在意识到小时候我坐在一边，年复一年地，事实上是在看着我的父亲在自杀。对于拥有烟草公司的那些富有的白人来说，在我的家中赢得这样一次胜利显然已经足够了。 TEXT7A
水平一般又何妨？莉萨?威尔逊?斯特里克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弹钢琴，我七岁的儿子走了进来。他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
然后说：“这琴你弹得不怎么样，是吧，妈妈？”是的，我是弹得不怎么样。我的演奏会让任何一个认真的学音乐的学生哭泣，但我不在乎。我已经在蹩脚的钢琴弹奏中自得其乐了许多年。我也从拙劣的唱歌和拙劣的绘画中获得了乐趣。我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无能并不感到羞愧。我能把一两样别的事情做好，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足够了。但同样的事情做了一遍又一遍就会变得乏味。时不时地尝试某样新东西才是有趣的。遗憾的是，“三脚猫”已经过时了。过去如果一位女士或先生会唱一点，画一点，拉一点小提琴，那就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你不必很出色；关键是要有幸拥有这一份闲情逸致。但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我们甚至在业余爱好方面也必须是“专家”才行。你再也不能穿上运动鞋绕着街区慢跑几圈来锻炼身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受到那些“认真的跑步者”的嘲笑而不敢上街—这些人穿着60美元一套的跑步装和高级跑鞋每周跑20英里或者更多。跑鞋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说你打算开始从事某项运动，几乎无论是哪一项，那些“认真”类型的人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打算买什么样的鞋。皮的还是帆布的？哪种鞋底？哪个品牌？这时候可不能说你高中时穿的那双运动鞋现在还挺好呢。就运动爱好者而言，如果你没有最新款式的鞋，你将无可救药地陷入使自己难堪的窘境。不过，跑步的人们远不如跳舞的人们那么自命不凡。也许你还不知道，现在，“去跳舞”已不再是指在周六晚上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同你喜爱的男人在舞池里转上几圈了。“跳舞”意味
着硬套上紧身衣和暖腿套，然后大汗淋漓地进行六小时的热身运动，跳五小时的芭蕾，上四小时的爵士舞课。每个星期都如此。千万别对任何人说你“喜欢跳舞”，除非这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活动。你注意到这一切正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想开除我们足球队里的那个笨蛋，”前两天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抱怨。“他连球门球和头球都分不清楚。”那个男孩谈论的那个“笨蛋”碰巧是我的儿子，他没有像他的一些朋友那样从3岁起就开始学踢足球。对不起，儿子，我猜是我害了你。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打垒球时，总会给那些不会打的小孩子一些指导。即使他们水平很差也没关系；我们并非要把对手杀得一败涂地。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记分。对我们来说，体育运动只是一种玩得开心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的乐趣不如以前多了。竞争总是插进来挡道。一位邻居的女儿神经极度脆弱，她老是担心能否进入最好的网球学校。“我起步晚，”她告诉我，“我一个星期只练五六个小时，所以我的技术可能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这个孩子九岁。她长大后并不想当网球运动员；她想当护士。我问她在空闲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她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我并没有很多空闲时间，”她说。“家庭作业、打网球和上钢琴课差不多把它都用光了。现在我每星期上三次钢琴课，所以我很有可能进入全州最好的管弦乐队。”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雄心勃勃、干劲冲天和出类拔萃的欲望都是好的，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限度在哪儿了。我认识一位女士，她多年来一直在抱怨没
有时间学一门外语。我已经向她指出法语或意大利语的夜校课程每周只需几个小时，但她却一拖再拖。我猜想她没有时间做的是在一年内学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任何低一点的成绩都会让她尴尬。于是她便在晚上看电视、整理壁橱—都是些不要求有专门技能的消遣。我还认识许多别的人，他们没有去做他们可能会喜欢的事，因为他们缺少“认真”去做这些事的时间或精力。我认为这非常愚蠢。我们在谈论的是娱乐。我并不反对自我完善。但是当我听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边板着脸第427次试着用左手勾手投篮，一边咕哝着“熟能生巧”时，我真怀疑我们有些人是否正在把自己完善到进精神病院的地步。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结束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神志健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立誓在本周开始从事一项新的活动—并确保永远不会完全掌握它。随着大歌剧一起引吭高歌。用黏土制作奇形怪状的物件。我可以凭经验告诉你，家里做的蛋糕，即使样子不好看，仍可以味道鲜美。关键是乐于再做一名新手；重新发现创造性地瞎学瞎弄的乐趣。如果你觉得这很困难，那就请任何一个两岁的孩子来教你。两岁的孩子们有一种以满腔的热情去做不可能的事情的天赋；一次次的失望也难以使他们泄气。至于我，近来身体开始有点不适，所以我打算学打高尔夫球。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喜欢它，而它看上去也不那么难学。只要学上几节课，我就应该能在高尔夫球场上举止笨拙地蹒跚而行，马上学会拙劣地打球了。
TEXT7B
返 朴 归 真琳达?韦尔特纳“我们在谈论的是简化，不是匮乏，”我的朋友萨拉解释说。“你可以做所有你喜欢的事情—只是你不再喜欢同样的事情了。一些旧的习惯看上去那么浪费而且不能令人满意，你真的对它们失去了兴趣。所以你仍然拥有你想要的每一样东西—你只是不想要那么多罢了。”当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时，萨拉和迈克尔是一对双双从业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和用一大笔贷款买的一条大船。让他们对一种叫做自愿简朴的概念发生兴趣的是他们女儿的诞生和亲自抚养她的强烈欲望。他们俩谁都不愿意把他们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硬塞进上班前的短暂时间和下班后的疲惫不堪的几小时之中。“许多人认为因为他们有了孩子，而且东西越来越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迈克尔说。这对夫妻的决定是把两个全日职业换为两个半日职业，并减少消费。他们决定把钱只花在有助于其主要目标的东西上：构建一个家庭和友谊，工作和娱乐融为一体的生活天地—而且是一个不浪费地球资源的生活天地。今天他们住在同一近郊社区、他们自己设计的一幢漂亮、节能的房子里。虽然按多数标准来看，房子很小，但它却容易打扫、布置、保养和供暖。一楼是个大房间，靠着一面墙壁是厨房区，摆着一张木餐桌和几把木椅子，一张舒适的长沙发和一个柴炉确定了起居区的范围，角落里是工作区。楼上是他们的几间卧室、一个萨拉和迈克尔共用的办公室和一个浴
室。整幢房子明亮简洁，同它的周围环境十分和谐。很快，前门外面就会有一个太阳能暖房。一对都干半日工作的夫妻怎么会有钱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子，拥有一辆车，并同另一对夫妻共有一艘小船，而且都分文未借呢？他们怎么能维持一种提供他们想要的一切的生活水平呢？他们难道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的东西而感到不便吗？萨拉和迈克儿都坚持说，他们很高兴摆脱了那些昂贵的垃圾—摆满他们从来不需要的化妆品和药品的浴室用橱，塞满各种只会浪费掉的东西的厨房用橱。萨拉和迈克尔共用的那只衣柜里从容地挂着他们必需的衣服，其中有许多是L?L?比恩做工精细的经典款式。“我一直在把东西送掉，”萨拉解释道。通过筛选和丢弃，通过不断地了解他们所有的东西，萨拉和迈克尔对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没有洗碟机；他们拥有的那几只盘子都装不满一台洗碟机。他们没有烘干机；冬天湿衣服晾在室内，就不需要用增湿器了。萨拉的黑发很短，所以她不需要吹风机或电动卷发夹。他们的前院长满了树木，所以他们不需要很多价值昂贵的工具去照料它。他们没有电视机，所以他们不会经常满脑子都是种种新的（没有必要的）诱惑物的图像。他们省去了通勤时代上下班的开支—额外的一辆车，汽油费，工作服和请人看孩子的费用—换来了关注他们生活质量的时间。他们已经放弃了纸产品，加工过的食品，花钱多的嗜好，首映电影，餐馆，以及付钱接受别人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所喜爱的家庭烹饪，家庭野餐，图书馆的书籍，社区艺术活动的参与，廉价旧货
店，积极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身份，以及自己动手的计划。“那种永恒不变的想得到更多东西的愿望是我们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将永远继续下去，”萨拉说。“但你是赚15 000美元还是50 000美元并不重要。总会有很多你希望自己能买得起的东西。钱真的不是我们改变的原因。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满足，对于任何一个想简化生活的人来说，只有一条基本规则：‘如果它不能令人满意，就不要去做它。’”萨拉和迈克儿把他们的那本《营造简朴生活方式的99种方法》借给了我，这本手册提出的实际建议能够应用于任何人的生活状况。我仔细地读了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给自己打了高分，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惊讶于我的被社会认可的不理智行为。那天晚上，我陪女儿去买东西时，碰巧看到一种同我们的厨房墙纸相配而价钱又不贵的擦手毛巾和一双漂亮得让人难以抵挡其诱惑的“特价”鞋。当我站在停车场里，身上少了11美元而并没有比以前更加开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面对着自己的一时冲动竟会不由自主。我们乘坐的这只购物的旋转木马是一个充满幻觉的世界，但由于它极富刺激，有时很难找到决心和勇气从木马上下来。 TEXT8A
太 空 政 治 火星上可能存在着生命的发现有望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外层空间探索的兴趣。但鉴于政治家们似乎已决心努力推进国际性的外层空间探索，公众对它的支持是否还有必要呢？
1969年由美国人获胜的登月竞赛几乎完全是受政治驱动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竞争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决心首先将人送到月球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保证美国将赢得这场竞赛，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得民心的总统之一，他激励国民将外层空间探索视为美国对其敌人苏联的优越性的终极考验。美国作为第一个到达月球的国家的成功，以及持续不断的冷战竞赛，赢得了公众对于太空计划的大力支持，所以华盛顿能够为更多的航天任务提供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月球被再次访问，不载人的飞船被送往火星，而且人造飞船也首次被送上将带领它们脱离太阳系的轨道。但是，到了80年代，公众对于外层空间探索的支持已日见衰退。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遇难之后，这种支持便几乎完全消失了，美国政府处于缩减其太空计划的压力之下。政治家们的反应是要求削减开支，这使得许多航天任务的前途变得渺茫。在俄罗斯，资金也是一个问题。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这个国家再也无力承担其太空计划。事实上，它的银根已经很紧，经常没有足够的钱将在这个国家的“和平”号太空站工作的宇航员带回家。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政治家们似乎已经改变了他们对于外层空间探索的态度，尽管公众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改变的迹象。新的火星飞行计划已经被制订，大量资金正被用于其他的地球外的活动。例如，去年，美国花在太空研究和开发上的资金就比花在健康和军事除外的其他任何研究领域上的资金都多。在以后的几年中投资可能会增加：目前，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正在计划几次
飞往火星的航天任务，它还在努力推进一个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外层空间探索计划—国际空间站。（三年前，这项计划—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一次合作—以一票之差险些被美国众议院取消。）在外层空间探索上花费巨资的并不只是美国人。预计欧洲人、加拿大人和日本人要在他们的空间站份额中支付90亿美元，而欧洲已经花费了巨资研制阿丽亚娜火箭，其最近的一枚—阿丽亚娜五号—在发射后不久即爆炸。俄罗斯人也声称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国际空间站—一笔该国似乎无力支付的费用。如果公众对于外层空间探索不予支持，那么资助这些活动的动力从何而来呢？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可能的回答。但是，国际空间站之类的计划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价值，是否值得花费已经投入和即将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对此最近争议颇多。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建立宇宙空间站的理由是“开发将具有直接的实际用途的新材料（和）新技术”。但是，要使这样的研究具有真实的价值，国家航空和航天局需要私人公司去开展（并投资）宇宙研究。遗憾的是，将任何东西送往轨道的费用都非常之高，以至于大多数私人公司都赞同在地球上改进技术。重要的是，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迄今尚未得到任何可观的私人投资在太空中制造产品。结果，这个空间站眼下似乎只有一个具体目标：研究人们如何在太空中安全而有效地生活和工作。但这项研究有多么重要呢？它能否证明这个大型轨道实验室的费用是值得的呢？研究人们如何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的唯一目的将是为长期的宇
宙飞行任务作准备。目前，还没有这类计划，而这种情况在近期似乎也不可能改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费用。例如，一次前往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火星的载人飞行就要耗资约4 000亿美元。这比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500亿美元。即使有人承认这项研究是重要的，是否就有必要建造一个最终耗资将超过1 000亿美元、有14个网球场那样大的空间站呢？鉴于其他许多科研领域资金匮乏，这似乎没有必要。那为什么还要建造它呢？这样做有很多政治上的理由。它将为以前靠冷战得到工作而现在失业的数以千计的国防工人提供工作，而这些人在俄罗斯和美国的选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还将有助于加强美俄关系—这是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认为空间站是一项有益的投资的另一个原因。（批评家们认为要保持美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有便宜得多的方式。）还有冷战留下的后遗症。柏林墙也许已经倒塌，但是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和美国政府似乎仍然信奉一国称霸太空的理想。事实上，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就把空间站描述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有力象征”。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似乎已陷入一段时间异常之中。他们仍像20世纪60年代时那样相信，为了证明自己是周围环境的主宰，人类就必须征服太空。要是代价不那么昂贵就好了。 TEXT8B
发往未知世界的信息1977年，两艘名叫“旅行者”一号和二号的宇宙飞船被发射到木星、土星和海王星上。在收集并向我们发
回关于那些巨星的珍贵信息之后，它们于1989年离开了太阳系。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漫游将持续多久；宇宙万物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飞船也许会在其中漂泊十亿年也不会撞上任何会摧毁它们的东西。据科学家们说，“旅行者”号飞船也许会在约四万年之后接近它们的轨道上最近的一颗星；再过40万年，其中的一艘船可能会经过另一颗星。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飞船同星球的距离都将是1或2个光年。将不会发生任何碰撞：一光年为以每秒186 000英里的速度运行的光在我们的365天内所经过的距离。宇宙中有无数颗星。人们认为其中的一些像我们的太阳一样被一些行星环绕，有些行星上可能存在着有智慧的生物，也许比我们更先进。所以很可能，在大约一百万年之后，一些生物在乘坐他们自己的飞船穿越太空时，会发现某一艘“旅行者”号飞船。星球之间相距十分遥远，这样的一次相聚可能性极小，但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为这些宇宙飞船的航行作准备的科学家们决定在每一艘飞船上面都放上一条信息。他们解释说，“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一个机会同我们遥远的邻居联系了—我们要让某人在某时、某地知道，我们的蓝色星球曾经是相当聪明的、多少有点文明的人类的家园。”第一个困难是决定这条信息应该采用什么形式。你如何才能同你甚至无法想象的生物进行联系呢？既然人们认为物理学的定律在整个宇宙中是一样的，那么所有的生物就一定能以某种方式感知光和声音，即使他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眼睛和耳朵。在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科学家们和他们的负责人卡
尔?萨根博士得出结论，传递这一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将它录在一张能够重现图像和声音的特制的唱片上，连同一根唱针和一幅说明如何使用这一设备的图画装在一起。一个由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接到了准备这一信息的任务。尽管在选材上有一些意见分歧，委员会成员们还是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说必须表明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显示它的外观，让别人了解其文化的丰富多彩。这信息持续两个小时。它以116幅无声的画面开始，首先是一张太阳系的图画和从太空上拍摄的一些地球的照片。对生活的描绘则从这些画面开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正在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一群较大的孩子和一个家庭。为了表明地球上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所以还有人们吃饭、工作、烧饭和一起玩耍的照片。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跳舞者、渔夫、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成员。有树、沙滩和岛屿，树叶和雪，一座活火山，甚至一场地震。有动物，从蜜蜂一直到大象。我们的一些最宏伟的建筑和桥梁，以及世界各地的普通房子代表了人类的成就。各种工具和机器的照片被包含在其中，还有医疗器械和科学仪器，一家超市，一座繁忙的机场，以及一艘宇宙飞船的发射。还有一群鸟飞过绚丽的晚霞。在无声地展示了我们的世界之后，唱片播出了地球上的各种声音。这一部分信息以55种语言的简短发言开始（包括已经几千年不用的语言），加上来自一群鲸的独特问候。这些发言之后是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海浪、风、雨、动物的叫声和鸟的歌唱）和
人们的声响如脚步声、心跳声、婴儿的啼哭、男人们的锯木声、卡车和汽车的声音，还有—最难录制的—一个亲吻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四分之三由音乐构成。这项选择最难决定，因为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其最喜爱的作曲家。但是他们最终一致同意外星人应该有机会聆听来自尽可能多的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音乐。如果“旅行者”号的发现者真的能够听到，他们将会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巴赫、贝多芬、爵士乐、一支纳瓦霍曲子、民歌、15世纪的欧洲音乐、秘鲁的一首婚礼歌曲，日本和印度的歌曲和一支新几内亚的古曲。外星人还会听到一支墨西哥乐队的演奏、一些摇滚乐和一首在一件有四千年历史的乐器上演奏的中国古曲《高山流水》。这张被裹在铝中以获得进一步保护的镀金唱片和它的播放设备，可望在宇宙中保存至少10亿年。如果有生物的话，哪一种会发现它们呢？他们会如何反应？他们会感到好奇和激动吗？或者他们对于偶然发现宇宙飞船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再发现一艘会使他们感到厌烦？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历会帮助他们理解萨根博士的小组所试图展示的东西吗？他们会对我们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或者他们会嘲笑我们为进行联系所作的笨拙努力吗—如果他们会笑的话？他们会设法找到这颗蓝色的星球吗？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