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

翻译：古人曾说：“有的人身在江湖，心神却系念着朝廷。”这里说的就是精神上的活动。作家写作时的构思，他的精神活动也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当作家静静地思考的时候，他可以联想到千年之前；而在他的容颜隐隐地有所变化的时候，他已观察到万里之外去了。作家在吟哦推敲之中，就像听到了珠玉般悦耳的声音；当他注目凝思，眼前就出现了风云般变幻的景色：这就是构思的效果啊！由此可见，构思的妙处，是在使作家的精神与物象融会贯通。

“神思”篇作为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神思”为刘勰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神与物游”既反映作者唯心主义观点，又体现作者对写作意境的把握与体验，同时反映作者对写作的观点与认知。文章从构思、创想、写作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论述具有总纲的性质，以上文论数据主要探讨艺术构思问题。它从构思以前的准备工作到构思时的想象，由想象构成意象，由意象到语言，由语言到声律，再到作品写成后的修改等等。其以构思为主，也是剖析情思的第一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刘勰在这一篇中阐述了文学

创作与想象之间的联系，并从外物、思想感情与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想象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对于艺术想象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以了高度的评价。刘勰提出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便是继承了陆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文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想象思维与万物自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述。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应如何才能够运用想象，想象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想象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物、每一事经过了细致地观察之后才逐渐做到的，正如刘勰认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则是全篇的纲领，如果想象脱离了现实便失去了依持。文学创作有赖于平时的积累，成竹在胸“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所以才能“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感情是想象的动力，而想象则沿着思想感情的方向进行，在写作之前，我们要气定神闲，思想要坚实深刻，感情要真实充沛，这样才能使想象活跃起来，不然就会出现“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的毛病。才能从容不迫地直抒胸臆，笔下文思泉涌，一挥而就 。

2、“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

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翻译：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是针对宋代诗坛忽视诗歌的审美特征而发的。“别材”、“别趣”强调了诗歌的本质特性，充分地认识了诗歌区别于“文”的特点，批评了宋人好在诗中掉书袋、发议论的倾向，他虽然反对以书为诗，在诗中讲道理，却又强调了“读书穷理”的重要性，认识到了诗人的“读书穷理”和学者的“读书穷理”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一种涵养心胸的作用，诗人在读书穷理中体会到的东西，应该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的方式自然融化人诗中。“

《沧浪诗话》指出了“诗有别材”、“诗有别趣”，所以学诗写诗要用“妙悟”的思维方式，而“妙悟”以“熟参”为重要条件，

“熟参”之时须“以识为主”，诗歌的理想楷模是盛唐时期，故“以盛唐为法”。 严羽提出“别趣”说，正是针对当时宋人以诗说理的现象，反对作诗尚理的风尚。“趣”可以指志趣、情趣、风趣，又可以指理趣、玄趣、禅趣。它是一切著作思想内容的通称，兼包所有著作的共性。“别趣”则不然，它并不是反对一切的说理和言情，而是强调不同于其他著作之说理和言情，这样就指出了诗和哲学的分别，也划分了诗文的界限。诗之“别趣”，就是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惟在兴趣”，即盛唐诗那种空灵、莹彻、诗人“一唱三叹”的丰富的审美享受。中国素有重“兴”的传统,于诗尤是如此。严羽的“兴”,即是对这一传统的强化。他认为诗之情,应无涉于“理”、“书”,而且应兴起于“象”,诗人是从“象”中“妙悟”而来。而“趣”是要求这种情与景,意与境之间的起兴须是天成,无人工斧凿之痕。作到“兴”而有“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诗歌不同于诉诸于理路、言筌的散文，是以意象为载体，情与境会,创造一种自然天成,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情融于景，意蕴于外。严羽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完美的诗歌是情性的自然流露，情性如何在诗歌所描述的形象中，浑然天成、无丝毫雕琢之感，由“别材”、“别趣”而形成的诗歌之“兴趣”是一种含蓄、缥缈的状态，一种空灵、淡泊的艺术境界，是无法得出明确概念的。真正的

诗歌不是外在形象的任意堆砌，不是现实世界的重复、模仿，更不是从故纸堆里条件出来的乱七八槽东西，而是诗人真情性与筛选过滤后的外在对象顿然融合的产物。

“别材”与“别趣”都强调“别”，即区别于当时的宋诗流弊。既反对“无一字无来历”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又反对蒋性理、义理生硬地植入诗歌之中。“别材”、“别趣”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在诗歌的材料上冲破书本的束缚，在诗歌的审美精神方面追求真性情的表达，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浑然天成的好诗。诗之有“吟咏性情”、“不涉理路”，才能“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兴浓味长。反之，如不顾诗的本质特征，“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则难免在诗中堆砌典故，卖弄学问，或涉理路、落言筌，使诗味索然。

“兴趣”说是严羽对盛唐诗歌经验的一个总结。宋人普遍喜欢理趣，对于强调兴发感动、诗中有余味的“兴趣”不够重视。严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格外强调诗的“兴趣”。从纠正宋诗的弊病这一角度来说，严羽强调“兴趣”无疑正中宋诗弊端。“兴趣”说存在的问题是：严羽对“兴趣”的解释不够明晰，以镜、相、水、月来解释兴趣，虽然说得形象、深刻，但也模糊不清，甚至让人误以为他提倡的是幽兴逸趣。而且“兴趣”说的含义太多，他又没有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兴趣”。这种状况造成了后人多不用“兴趣”一词论诗。如王士祯的“神韵”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其实都汲取了“兴趣”说内涵，但所用的术语却不同。

总之诗是用来“吟咏性情”的，诗人追求的是“兴趣”审美感受的传达。因此，诗歌要创造的是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